前言

唐代碑刻這一文物群體是唐代書法及碑刻藝術相結合的產物，唐代處于書法藝術發展的關鍵轉折點，其時的碑刻對于中 國書法這一傳統文化藝術來說，具有極 高的研究價值。

山西留存的唐代碑刻書法具有鮮明的時代書風烙印與中原書法特色，同時又因其獨 特的歷史文化背景，受到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影響，呈現出獨 有的書法面貌，兼具普遍性與個性，是碑刻書法研究中不可忽視的瑰寶。

一、山西唐代碑刻發展的背景

山西地區擁有著深厚悠久的歷史底蘊，歷來有許多上古時期甚至遠古舊石器時代的歷史遺跡和文物在山西被發掘。運城垣曲發現的“世紀曙猿”化石，比當時世界上已知的類人猿出現時間提前一千萬年。

運城芮城西侯度文化遺址發現的舊石器燒骨，是全 世 界至今發現年代較為久遠的舊石器，也是人類較早使用火的證明，距今約180萬年。臨汾襄汾陶寺遺址所出土的文物，是中華上下五千 年文明起源的重要標志。

在之后的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山西地區無論是在政治、軍事、經濟，還是文化等方面，都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秦統一六國后，在地方實行郡縣制。

山西地區設太原、上黨、河東、雁門、代等郡。漢元封年間，新置并州，轄太原、上黨、雁門、定襄、西河、云中六郡。此時，山西全境屬幽、并二州。于建安十八年撤銷并州并入冀州。三國魏黃初元年，重置并州，西晉沿襲此制。

東晉十六國時期，西燕新置建興郡（今晉城），隸司州。從西晉“八王之亂”直至北魏鮮卑政權統一北方期間的“五胡亂華”，山西地區作為主要戰場的同時，也成為了民族融合、文化滲透的熔爐。

隋開皇二年置河北道行臺，屬冀州。時隔七年，又廢行臺而重設并州總管府。至大業三年廢州制，設河東郡。其間，隋煬帝任李淵為山西河東道慰撫大使，山西之名遂始于此。

至唐朝，山西更是作為“龍興”之地，以其特 殊的地位成為唐王朝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發展的核心地區。武德元年，又廢郡置州，設并州、蒲州、潞州三大總管府。貞觀年間，太宗分國內為十道，山西屬河東道，封太原為唐朝的“北都”。

中 國歷史上唯 一的女皇帝武則天祖籍即為山西，其掌權后對山西更為看重，定晉陽（太原）為陪都?？梢哉f在有唐一代，山西一直具有特 殊的重要地位，使其經濟、文化得到空 前發展。

直到北宋末年，金軍入主中原。此期間山西境域無疑成為了三大政權間的主要戰場，承受戰亂的同時，戰爭的需求也促 進了山西鹽鐵業經濟的極 大發展，亦成為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碰撞與融合的搖籃，使山西文化得到進一步發展。

南宋時期，山西全境處于金朝統治之下，不復以往之顯著地位?？梢哉f北宋滅亡是為山西歷史發展的轉折點，在此之后，山西戰略地位驟降，逐步退出中 國歷史的中心舞臺。

山西身為我國文物大省，出土碑刻數量眾多，且不乏名家名碑。無論是紀事紀功，還是為政治、文化傳播之用，碑刻都是極為重要的載體。

山西地區憑借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及歷史地位，為歷朝歷代所重視，并且山西歷來都是中 國民族融合、文化碰撞的中心地區，碑刻數量自然極為可觀。

二、山西唐代碑刻書法藝術

隸書萌芽于上古，始于秦，興于漢。尤其到了東漢，隸書達到了較為成熟和興盛的階段，可謂上承秦篆，下啟魏晉、南北朝書法以至唐楷，影響深遠。

盛中唐時期，唐玄宗規模尚古，極為推重隸書，一時風氣隨之轉變，學隸、書隸成為風尚，逐漸形成了出于漢隸而又開新境的“唐隸”，涌現出一大批精 品隸書碑刻。

晚唐書法轉為頹勢，已有衰敗之象，碑刻數量本就較少，更無隸書名家可言。山西境內的晚唐隸書碑刻僅存晚唐之初元和七年一通，即稷山縣《裴耀卿碑》。

隸書碑碣于初唐、晚唐近乎于無，而多見于盛中唐開元年間，開元前期隸書風格多近漢隸，中后期方見標準的新體唐隸書風；

未刻書丹者姓名、書丹者無書名傳世兩類可看作民間碑刻，將此類民間隸書碑刻與官方名家隸書碑刻相比，受書風流傳規律影響，前者多承漢隸遺緒，后者則多發揚新體唐隸。

縱觀唐代山西地區的隸書發展脈絡，與宏觀的整個唐代隸書發展是極 度貼合的，都存在官方和民間復線條的發展，也都是從傳承漢隸進而一變盛唐新體。從隸書發展的時間脈絡來看，山西地區也是與時俱進的，未有明顯滯后現象。

楷書，是唐代具代表性的書體，歷來為人們所稱道。山西唐代碑刻中，也是楷書碑數量多，且藝術水平極 高。唐代楷書，多處于初唐歐陽詢、虞世南及褚遂良、顏真卿等名家書風影響之下，在山西楷書碑中也有明顯的體現。

顏真卿作為唐代書法的代表性人物，同時也是中 國書法史上的一座高峰，憑借其書法藝術成就開創了盛唐書法的新風尚。顏真卿被譽為“楷書四大家”之一，以剛健遒勁的筆法，寬舒方正的結構、正大磅礴的氣勢形成了極 具盛唐氣象的“顏體”，開一代之新書風。

魏碑體，也稱北碑體，屬于北派書風。此種書風可以說是中 國書法發展史中從隸書轉向楷書階段的過渡書體。魏碑體與唐楷同為楷書發展史中的重要階段，二者存在明顯的傳承關系，同時也一直并存于唐代以來的書法藝術發展歷程。

三、唐代書法面貌的重要體現

墓志作為碑刻中的一大種類，自魏晉之際實行禁碑政策始興起，發展至唐代已基本定型并進入鼎盛時期。在唐代喪葬制度、孝道文化以及碑刻藝術平民化等社會因素的影響下，唐代墓志呈現出數量極多、分布散落各處、書法風格多樣等特點。

山西地區墓志銘書法在唐代的發展，除字體、書風等方面的演變之外，志文的章法布局也出現了一 定的變化。貞元年間及至晚唐的山西地區墓志銘，出現了僅 有縱向界格而形成的豎有列橫無行的章法布局，并且幾乎運用于此時期所有的墓志銘中，形成一種墓志鐫刻風尚。

墓志蓋是墓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保護志文、記載墓主身份的作用，但多見傳世墓志只保留志身，志蓋佚失的現象，或與歷代金石家、學者們看重志文而忽略墓志蓋有關。

墓志發展至唐代已基本定型，此時期山西地區墓志蓋多為盝頂式，也稱覆斗形。其頂部平面為盔，用于刻寫墓主官職、姓氏等信息。盔邊的四個斜面為殺，豎平面為側，一般用來刻畫紋飾。

盛中唐時期，墓志蓋紋飾藝術得到了極 大的發展。玄宗時期始，墓志蓋紋飾中就出現了大朵的團狀花紋，并且經常出現的還有十二生肖動物紋飾，進而演變出著長袍、持笏板站立的人身生肖頭的十二生肖紋飾等，使得唐代墓志蓋紋飾獲得極 大豐富。

此時期墓志蓋還出現了兩種較為特 殊的紋飾現象——鋪紋飾及挽歌紋飾，鋪，即在墓志蓋的中 央位置刻畫類兔、類獅、鋪銜環等造型的紋飾。

山西唐代墓志蓋中鋪現象一般表現為蓋篆八字，將“大唐”中“大”字省略，在九宮布局的中宮刻畫鋪紋飾，其中龍 頭、鋪銜環形象較多，挽歌紋飾表現為在墓志蓋上刻寫挽歌。

晚唐時期，山西地區墓志蓋紋飾基本延續盛中唐紋飾特點。團狀花簇、人身生肖頭、挽歌等紋飾依然存在，并出現站立人物形象紋飾，與人身生肖頭紋飾相比僅頭部不同，著裝或略有差異，或同樣為長袍，手中持有笏板。

四、山西唐代碑刻價值體現

總體而言，山西唐代碑刻書法因時代、地域特色的影響，形成了承續古 法、銳意創變、推重二王，同時又都伴隨著官方與民間書法復線條式的發展特點，從而造就了其獨 特的精神風貌及書法藝術特色。

山西唐代碑刻承續古 法的特點在各種書體中均有所表現。在隸書碑刻中表現為盛中唐時期對漢隸的繼承，此時多數民間碑刻隸書都呈現諸如《曹全碑》、《禮器碑》等典型漢隸的精神面貌。

楷書碑刻中的魏碑體風格是不可忽視的一部分，此類風格多表現于民間碑刻中，有標準魏碑體和隋風魏碑體兩種。北朝碑版中增減筆畫、異體字、隸書用筆等特點在此類山西碑刻中都有體現。

碑刻文字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在于其較之紙帛墨跡文字保存時間長，其次在于碑刻文字所載與其人其事時效性關聯較強，更具真實性，并且由于留存數量多，多可與史料互證或補史料之闕。

清代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是對山西地區碑刻文獻研究的典型著作，將碑刻文字所載與諸多前世金石著錄、史書、山西各地縣志等文獻互證來進行詳細論述，其中唐代碑刻更是以其龐大的體量及重要的文獻價值占據其中六卷的內容，成為研究山西唐代歷史文化的重要文獻來源。

碑刻的文獻價值體現是整個山西唐代碑刻文獻的縮影，其余數百件唐碑所記載的文獻資料更是極為豐富，其內容涵蓋到唐代山西政治、經濟、軍事、制度、文化、宗教、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對于唐史研究意義重大。

唐代的孝道文化與士族觀念對當時碑刻繁榮發展起到了較大的影響，使得唐人在看重書法的同時對碑文的文采也極為重視，為了更 好的頌揚逝者的品德與功績，并以此記述宗族發展來彰顯孝行，唐人多會付以報酬來邀請文學大家或民間善文辭者來撰寫碑文。

因此，唐代碑刻亦具有極 高的文學價值，受歷代文學家、學者所重視。在山西唐代碑刻中，文辭精絕者比比皆是，多數撰文者都具有較高的文學修養。由于民間碑刻數量較多，所以大多撰文者都為民間寫手，文名不傳或未刻其姓名，僅存文章為后世人拜服。

總結

山西歷來被稱為“中 國古代文化博物館”，在唐代時為唐高祖李淵的龍興之地，又曾是唐朝陪都，留存了大量的唐代碑刻。并且唐代作為中 國書法史上的鼎盛時期，是書法藝術發展的關鍵時期也是轉折階段，此時期的書法藝術本身就具有極 高的研究價值。

山西唐代碑刻書法以其獨 特的地理位置及時代風氣，呈現出獨 特的發展趨勢與書法特色。作為重要的唐代文化遺存，為我們研究唐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學、社會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珍貴資料，是研究唐代文化的重要文獻來源。